永远的语文老师——沉痛悼念陈钟樑老师

永远的语文老师


——沉痛悼念陈钟樑老师


程红兵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傍晚6:08分,我正开着车子回家,手机响了,接听电话,对方说到:我是陈钟樑的儿子。一听这话,我心里一紧,因为陈钟樑的儿子从来不会给我打电话,语气含有悲伤。我本能地问了一句:怎么啦?对方说:我爸爸今天上午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天昏地暗,心沉下去,好久缓不过气来。


我和陈钟樑老师交往的一幕幕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


1991年我在《语文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和魏书生老师商榷的文章,当时我的确年轻,许多人认为我不知天高地厚,讽刺挖苦者有之,背地里非议者有之,自己觉得颇为孤独。没有多久,陈钟樑老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文章《喜读<语文学习>争鸣篇》,对我那篇文章给予充分肯定,陈老师站得比我高,分析透彻,一语中的。那时候,陈老师已经是全国非常著名的语文教师,他与我素不相识,却无形中给予我精神的慰藉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我的老师。这以后,我比较关注陈老师的文章,觉得他的文章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立意新而且温和、容易为人接受,给人思想的启迪,却没有教训人的味道。


1994年我调进上海建平中学,也时常参加一些语文活动,我不善言辞,尤其是生人比较多的时候,常常无话,但每每陈老师在的时候,我都愿意倾听他的话语,陈老师善于表达,人很聪明,有他在场,绝对不会冷场的,听他谈论语文界的人和事,听他谈论语文教学改革,听他谈如何上好语文课,实在是非常钦佩。他那时已经是语文特级教师,又担任上海市教研室副主任,但从来没有盛气凌人的样子,和蔼地说话,慢慢地谈事,不知不觉你就会觉得他很好接近。


后来他真的做了我的老师,那是1995年的样子,我被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破格吸收为上海市市级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学员,陈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他的课很有思想,也很幽默,一如他平常的谈话,语速缓缓的,从不念讲稿,估计他给人上课也从来不写讲稿,就是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笔记本,讲到哪里,需要的时候就翻翻他的小笔记本,里面记录了许多有趣的事例,他身上很有些幽默的细胞,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能讲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他自己仍然是那样,淡淡的,不慷慨,更不激昂,我给陈老师这种幽默定义为“陈氏轻幽默”,语文界的不少同仁非常认同。


陈老师的穿着也很有意思,不太穿一本正经的西服,喜欢休闲的服装,常常穿一种身上有许多口袋的衣服,一副很年轻、很新潮的样子,我们有时也和他开开玩笑,他常常认真地说这是记者服,他一边说,一边把衣服展现给我们看,很认真地介绍这个口袋的功能,那个口袋的作用,随即就能够摸出足以证明它的作用的物件来,袖子可以摘下,变成短袖,当然也可以套上,变成长袖,边说边做给我们看。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语文界的人经常喜欢说:文如其人。而我想说:衣如其人。他的着装就表现出他的个性:充满生活的情趣,有着年轻的心态,乐观地看待人生,执着地从事着他所热爱的语文事业。有人总结陈老师的特点,说是“三慢一快”,吃饭慢,走路慢,说话慢,思维快。这是我非常认同的,因为我所见到的陈老师就是这样。我还听说(只是听说,没有证实)他很会生活,平常特别注意饮食,一顿早餐,就非常讲究,牛奶一杯(间隔若干时间改换豆浆,再间隔多少时间改为稀饭),鸡蛋一个,面包几片,西红柿几个,等等,把吃饭当成一件艺术来享受,我当时想陈老师一定是长寿的,而且默默祝福陈老师健康长寿。


陈老师退休之后,应建平中学时任校长冯恩洪之邀,担任上海市东方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这个机构就设在建平中学,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他不时地会给我们全体教师做个报告,他的报告很有人气,依然是鲜明而深刻的思想,但永远是用生动的事例加幽默的语言来阐述,用一种老师们能够接受而且乐于接受的方式来做报告,他的这种风格,是我暗暗学习的榜样,我从一个不太善于言辞的人,成长为常做报告的人,多多少少受了一点陈老师方法的影响,当然由于天资驽钝,我永远达不到陈老师那种炉火纯青的境界。陈老师也常来建平中学听课、评课,他的评课很有新意,一堂很普通的课按照他的建议改造,就立刻变为很有创意的好课,所以陈老师在建平语文组是很有人缘的,建平的很多老师都是得益于陈老师的帮助、提携的,那几年,我们建平中学语文组,只要是有老师要上公开课、竞赛课,试教之时常常就要请他来指点,经他点拨的课,肯定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有的课就得了上海市教师教学大奖赛一等奖、全国一等奖。套用一句俗话来说:陈老师真的是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


一次和陈老师一起到某地讲学,途中我们说起语文,说起语文教育界的种种事情,我们痛感当下一些人为了一些个人名利争来斗去,很没有意思,不去做一些实实在在帮助一线教师的事情,当时陈老师就提议我:由你来牵头组织一个语文教师组织,这个组织没有名利,不设一个理事长,不收一分钱,办一些切切实实帮助语文教师的事情。他还说:你不要担任这个组织的任何一个“职务”,那么别人就不会争什么职务,你不要一分钱报酬,别人也就不会要一分钱报酬。我听了他的话,2003年和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的同道好友一起组织了一个没有名利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还是陈老师取的——新语文圆桌论坛,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坚持了八、九年,活动了13次,而且一直坚持不拿报酬,不设“职务”,有些老师开玩笑地叫我“坛主”,我十分严肃地拒绝了。


后来我担任建平中学的校长,他仍然十分关注建平的课程改革,关注我个人的成长,记得他曾两次给我写来长信,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给我指导,在我遭遇挫折、不顺利的时候给我精神的鼓励,最后一封信是去年暑假给我写的,洋洋洒洒有四页信纸,充满了关怀,充满了真诚。信写给我了,还给我打来电话,长时间地跟我交流,我内心真的很是感动,我嘴拙,说不出感激的话,但我内心是很有数的,他是在热心地帮我,为了我,也是为了语文教育事业。


一两个月之前,我还听某个地区的教育行政官员说起陈老师,他在为他们当地的老师开讲座,他在做报告,他在指导教师上课,他还亲自操刀为老师们上示范课,他的课贯彻了新课程理念,朴实无华,充满睿智……听到这些话语,我真的为陈老师感到高兴,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仍然不知疲倦地为语文教育事业奔波,而且得到了那么多教师的信任和喜爱。我当时以为陈老师一定还能为语文教育工作好多年呢,谁知今天他就离我们而去了,痛哉,痛哉!


写着写着,陈老师穿着记者服的形象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么熟悉,那么安详,那么亲切,陈老师,你是永远的语文教师!


仅以此文悼念陈钟樑老师! 

程红兵:新课标对语文教师的挑战

新课标对语文教师的挑战


程红兵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已经正式颁布,比之以往的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有突破性的进展,虽然它仍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我以为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曾和课程标准的编写者谈起,我最担心的是:《语文课程标准》只有文本的意义,而不能实际转换为现实的功效。倘真如此,那实在令人痛惜和遗憾。
  《语文课程标准》的文本要在现实语文教学中发挥应有的功效,也就是说文本要实现现实转换, 主要有赖于语文教师。因为是我们每天面对学生,是我们实际进行语文教学,没有我们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再好的语文课程标准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文本只是文本。
  面对新的课程标准,语文教师迎来了新的挑战。首先是观念的挑战,思想的挑战。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突出以育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重视培养学生的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再一次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强调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这些体现了时代发展对语文教育的崭新要求,也是语文教育界的一种新的理念。既然要培养个性,当然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
  而我们的语文教学统一的东西实在太多,统一的教科书,统一的教学模式,统一的解读方式,统一的练习,统一的试题,统一的答案。统一的教学如何能培养出有个性差异的人呢? 我们能否突破我们现有的思想框框,在注重共性的同时,也注重个性,比如针对不同的学生能否设计不同的语文教学目标,不同的学生能否阅读不同的文章,对不同的学生能否布置不同的练习、测试不同的试题,等等。思想观念是虚的,其实也是实的,它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的教学中,体现在我们的教学管理中,可以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举动都是思想的折光。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应该尽量突出多样性和选择性,让孩子们在多样性的语文活动中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努力形成他们多姿多彩的个性。
  其次是对习惯的挑战,对旧的教学习惯的挑战。我们已经习惯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方法,这些模式,这些方式方法简便易行,很容易操作。如程式化的教学模式,确定教学目标,启发学生思考,阅读课文,当堂讨论,学生练习,当时知道结果,小结。又如串讲法,沿着写作背景、作者简介、词句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依次讲来,娓娓而谈,且常常因此自鸣得意。此后是在此基础上的变形,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把上述问题转换成一连串的小问题,上语文课就是这些问题的问与答。这些都是我们许多语文老师日常操作的,是我们所驾轻就熟的。这些习惯教法的问题所在,就是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学生阅读的很少,而关于阅读的谈话却很多。”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重视感性层面,重视培养语感,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如果我们依然沿用我们习惯了的老一套的教学模式、教学方式方法,那么新的语文课程思想、课程目标只是标签,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便成为口号。语感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培养? 语感就是语言直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生加强语言积累,加强感悟,加强体验,惟有对文学、文化作品进行审美的体验和感悟,才能深入到达作者潜意识的层面,理解作品。
  第三是对自身文化积淀的挑战,对自身学养的挑战。新课程标准特别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关键就在于语文教师自身的学养、自身的文化积淀。现代教育家夏 尊先生在谈到著名教育家、艺术家李叔同时曾说过:“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光,故能令人敬仰。”(引自丰子恺散文《悼夏丏尊先生》)李叔同先生的人格是深厚的学养为基础,所以他有佛光,他有一种让学生深受感染的人格魅力。我们有吗? 扪心自问……


(作者单位:上海市建平中学 200135)

对“学校同质化“现象的批判

“千校一面、万人同语”


——基础教育学校同质化现象批判


程红兵


  “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长足发展之后正面临着徘徊期,新的生长点在哪里,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我的想法是:发展来源于否定,突破来源于批判。批判当下的问题,我们才能走出徘徊;否定当下的缺憾,我们才能开创未来。”基于这样的思考,上海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写下了这篇颇有火药味儿的檄文。我们希望他所提及的普遍存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同质化现象能够引起更多教育界人士的反思。——编者 
  经过近20多年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发展极不平衡,于是教育均衡化的理念及其推动措施不断现实化,很显然这是针对薄弱地区、薄弱学校所采取的措施。而发展较好的一些地区和学校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比如在许多学校之间存在的同质化现象,具体说来,就是“千校一面、万人同语”。


千校一面


  千校一面也就是校与校之间差异不大,基本雷同,表现为学校日益趋同,无论是办学目标还是教育理念,无论是改革目标还是具体措施,学校与学校之间缺少差异,学校个性日益模糊。究其原因,与现行的政府行为和学校自身行为有密切关系,如由政府推动的各种教育达标工程、实验性示范性评审,各级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督导,而且检查标准统一,验收内容统一,各种宣传、经验介绍,客观上导致学校逐渐趋同。这种政府通过评比评审来推动学校建设的方式,本质上是外力制动。
  所谓外力制动,是通过外在力量来实现推动发展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具体表现为各级各类的评比、评选、评审,所有的评选都有荣誉称号在后面,所有的评审之后都会有不同级别的挂牌在后面,而这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利益是诱饵,因而也成为动力。
  借助外力推动学校课改,推动学校建设达标,推动学校发展,从一定意义上看,这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反思,许多地方不断评审、评选,评实验校、示范校之后评“星级学校”、“一级学校”,这种不断的评选评审可以说是循环外力,这种循环外力将导致学校依赖外力,整齐划一的外在监督与检查成为引导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推动力,这样下去自然会出现扼杀内力的现象,内在的思想力、内在的发展动力、内在的创造力的丧失是学校作为办学主体失去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的标志。
  当办学主体失去主体意识、主体能力的时候,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就不足为奇。不妨举例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基础教育界与其他行业一样在热衷于谈论建立制度,从中不难嗅到一种将制度全能化的味道,所谓全能制度亦可说是制度万能,即相信制度、机制、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具体表现在将任何问题都归因于体制、机制、制度问题,这是一种单一归因的方法。其实不仅是教育界,在中国当今社会之下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把所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机制、体制、制度上面。教育界的解困药方就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无疑是必要的,其作用在于理顺关系:理顺外部关系,理顺学校与政府、社会、家长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理顺学校内部的关系,理顺学校三方面主体——校长、教师、学生的责、权、利的关系。同时具有规范作用:规范流程,规范学校管理流程。同样对这种现象我们也要予以反思,这种单一归因的方法是人心急切的表现,也是心态浮躁的表现,这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做法,未免失之于简单化,制度不论多么全面,总有达不到的地方,也总有不能起作用的地方,制度不到、不能的地方是文化在起作用;而且制度的背后、制度的执行是文化在起作用,制度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文化问题,即组织成员的内隐规矩和内隐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团队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力量。内力丧失,必然缺乏反思,缺乏反思必然趋同。
  因此学校的发展应由借助外力实现向激发内力转化,学校由“工具存在”,即完成上级任务的工具转变为“本体存在”,即文化存在。学校是自主、自律、自为的文化主体,学校应该自主发展。各级各类的评审应该在初级阶段进行,在不达标学校进行。
  我们当然知道各种教育达标工程、实验性示范性评审过程是必要的,这是一个规范化过程,当然也是一个标准化过程,我们同时知道在没有规范的办学阶段当然首先必须建立规范,但确立了办学规范还必须超越规范。超越规范,就是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学校个性,学校个性不是这所学校出色的学科竞赛成绩,不是这所学校优异的高考成绩,也不是这所学校提出的什么办学口号。
  学校的个性,是这所学校的文化个性,是这所学校的文化内涵,是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是这所学校的精神积淀。“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生命所在,是一棵生命树。学校中具体的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的状态是生命之树的叶子;学校中大多数人对待物质、行为、制度、精神的态度和方式是生命之树的主干;学校所在地区的本土文化以及行政文化是学校文化的土壤。


万人同语


  万人同语表现在老师们、校长们话语内容、话语方式的趋同性。例如,开始说“以人为本”,大家都说以人为本,后来改为“以学生发展为本”,大家都说以学生发展为本;“校本”概念一出现,一系列“校本”概念相继出现,校本培训,校本管理,校本课程,校本教材应声而起;一提研究性学习,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基础教育各个阶段、各所学校、各个学科都在表明自己在进行研究性学习。
  很显然校长、教师们在追风逐浪,风从何来,浪从何来?我们可以看到:“风浪”来自于教育理论家们,是教育理论家们在“兴风作浪”,他们通过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通过各种教师培训、报告,在传播他们的声音,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他们所兴之“风浪”,又从何而来呢?仔细研究可以看到“西风紧,满地黄叶飞”这样一种现象,我们不少教育理论家翻译、编译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直接影响了我国教育界,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藏了一种话语霸权,这就是西语霸权。
  应该说这样一个阶段是必经之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冲击了我们的陈旧观念,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视域,使我们在长期的摸索中豁然开朗,看到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于是我们开始模仿别样做法。
  同样,这种现象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中间有一种“贴标签、换概念”的现象存在,基础教育界几乎是万人同语话教育,流行什么概念,就群起而说之,《第五项修炼》一炒作,于是自上而下都在谈学习型,从学习型城市到学习型班组。这几年一波又一波的概念潮流不断涌现,什么研究性学习,什么合作学习,什么教师专业化发展,如果50年后的校长要查看今天校长的办学思想,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怎么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啊?
  潮起潮落,大浪淘沙。殊不知,在潮起潮落的过程中却淹没了校长的个性,学校的个性。其实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具体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复杂性是其他学校的经验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也是理论所不能充分验证、诠释的。追风逐浪、大浪淘沙的过程却淘尽了校长的思想,淘尽了教师的原创能力,使我们的教育界患了可怕的“教育失语症”,我们的校长、教师不会说话了,不会说自己的话了,以至于在自己的领域里失去了话语权。
  我并非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我忧患的是我们的校长、教师失去了话语能力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可怕的后果!教育的失语将导致我们整个民族患上“民族失语症”。《解放日报》报道,7月30日,由国内15所名校中文系联合发起的“第二届全国语文之星夏令营”落下帷幕。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高中语文爱好者,接受了15所名校的文学院院长或中文系主任的“零距离”考核。考核的结果令教授们失望,学生用语的高度一致性,缺少个性化的语言,几乎成了目前中学生作文的一个通病,“痛,并快乐着”、“将……进行到底”、“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等语言的泛滥,无异于一种新八股。有着几千年活力的汉语言,为何在现代化的今天变得如此干瘪无味、面目可憎?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校长、教师,难道不应从中激发自己的反思吗?
  我们的校长、教师应该深思:怎样由“跟风说话”逐步走向说自己的话;由西语霸权逐步走向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怎样建立自己的、民族的话语系统?我以为应该从寻根开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真正好的教育是扎根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的。我们应该寻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寻找我们的学校文化之根。在寻根的基础上,还必须觅泉,觅现实生活之泉,觅教育、教学实践之泉——因为这是师生生命之泉。
  办学的雷同、话语的雷同,从根本上反映了我们校长、教师思想力的弱化,思想力的弱化是思想深度缺席的表征,办教育无论如何不能缺席思想,这当成为我们的共识。

话说中学老师与大学教授

 话说中学老师与大学教授 


程红兵  蒋朝辉


  大学教授谈起中学教育改革很轻松,很潇洒,很有思想见地。中学老师听下来最初的感觉是很振奋,很新鲜,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但时间一长,发觉不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于是颇有微词,大学教师是理想主义者,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要面对中考、高考,谁都不能拿学生的前途开玩笑。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学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别说大学教授,就是不搞教育的人,说起中学教育改革来也是头头是道。大学教授居高临下,似乎把中学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建议就来了,理论也出来了。至于这些建议和理论能否在现实中实现,那是中学教师的事情。在中学教育改革面前,大学教授是指挥家,中学教师是实干家(确切地说是实践者)。这就好比军事理论家和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司令员,司令员是不会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的。司令员按照军事理论家的理论去指挥战斗,结果呢?失败了。谁来负责?绝对不是军事理论家,而是司令员。是不是我们因此就不需要理论家的理论了呢?肯定不是。司令员指挥作战不仅需要理论家的理论,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战斗决策和指挥。中学教师当然也需要大学教授的理论,但如果一味照搬,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教授们的长处似乎很明确,理论视野开阔,他们总在忙于建立学科体系,出一本本砖头大小的著作,是他们努力的目标,因此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没有理论著作,大学教授就不是教授了,而是教师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学教师就不能出理论,但事实上,中学教师能拿出理论著作的确实不多。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得以检验。你说“他们多数人无暇也不屑于到中学去实际研究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可能“多数人”会不高兴。
  教授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他们的逻辑思维是演绎的而非归纳的。当然也有些中学教师因此得出极端的结论,大学教授是发射空对空导弹,虽有高度,但对地面一线教师毫无用处。
  是理论的而非行动的,这种说法确切吗?至于演绎和归纳,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两者是不可或缺的。最初的理论往往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而后用于指导实践。我说的是最初。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理论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也有很多理论是先演绎出来再去实践中检验的。那些“极端结论”确实极端,既然是发射导弹,必然有目标,无论是空中目标还是地面目标,能击中目标就是好的导弹。能击中目标的导弹或多或少对地面部队是有用处的。前面我已经说过,司令员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军事理论的毫无用处。既然是理论,就必然有它的价值,否则就不能成为理论,或者说是谬论。
  理论当然有其价值,但你只要读他十本《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决无攻击语文教育学教授之意,只是举例而已),你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了,而且即使只读书的目录,你就会吃惊地发现连它们都是惊人的相似。问题很清楚,教授们的著作有多少原创性是值得一问的,多看几本书,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由得人不想: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剪刀加糨糊似的拼凑?理论如果没有原创性,又没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那么理论何用?你也许会想,给你一年时间,你也能编一本这样的“理论书”,大学教授太轻松,难怪他们说话如此轻飘,如果让他们到中学里来,光是做题目,就能把他们整趴下。
  你所说的“剪刀加糨糊”的现象确实存在。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自会有人有部门去管。理论具有原创性是每个教授所追求的,问题是研究同一个问题的大学教授们的理论必然有其共性,之后才有原创性。对中学教师而言,大学教授的理论具有多少原创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理论是否具有指导价值。当然我也明白,你的意思是希望大学教授的理论既有指导实践的价值,又有原创性,这要看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了。
  大学教授的语文教育研究出发点应该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是的,研究来源于问题,理论也就具有原创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教授有必要深入中学去发现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而热衷于构建体系。学科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
  任何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我不知道我们的大学教授能否摆脱体系情结,其实,无体系的论述,是否也正恰恰说明了其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
  问题不是出在体系上。无论是有体系的理论还是无体系的论述,只要是真知灼见,具有指导实践的价值,都是可取的。关键是面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我们的姿态是什么?是积极投入,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大学教授面对语文教育现实中各种现象的激荡,他可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永远正确却也是几无所用的体系建构中,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想我们不能老把眼睛盯住大学教授。在当代语文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中学教师才是中流砥柱,才是我们关注的主体。你说中学教师是现实主义者,可谓一针见血。中学教师的确很现实,现实到每天都得上课,每天都要面对学生,甚至于每天都要改作业(当然是节假日除外,有些学校是连节假日也不放过的),必须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关心他们的毕业前途。正因为太现实了,以至于不能从现实中抽出身来研究现实问题,不能辩证地看待现实中的各种教育理论,只能盲从。“愉快教育”来了,忙于“愉快教育”;“素质教育”来了,就忙于“素质教育”;“多媒体教育”来了,就忙于“多媒体教育”;如今,“双语教育”来了,又忙起“双语教育”了。教育理论一个接一个,中学教师还没来得及弄清前一个“教育”,后一个“教育”就接踵而至。不是盲从就是忙从,反正是没有自己的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
  这一方面是现实社会使然,另一方面现实本没有错。问题是现实不能拒绝理想,实践不能排斥理论。我们可以不必写一本本砖头大小的理论著作,甚至可以不必阅读那些泛泛而谈的《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概论》之类的书籍(有真知灼见的除外),但中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必须有现代先进教育理论的指导,理想主义是内在的驱动力,而理论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依据和蓝图。
  你这是从宏观上来说的,也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我们中学教师面对语文教育改革,所要思考的是: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些什么,怎么学。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育改革所要面临和思考的实质性问题,而其核心问题是“学生要学些什么”。这不仅是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更是掌管国家教育的领导和专家所要思考的问题。这似乎又偏离了我们的话题,但我们谈话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上,中学教师在语文教育改革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
  语文教育改革其实是可为的,只要你想有作为,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虽然有现实的压力,虽然有困难重重,说句大话,很多困难是你主观上的错觉,是你无形中放大了压力,现实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艰难,是你的习惯导致你一味地采取守势,是你的思维定势和谨小慎微的个性使你不敢放开来大胆改革。中国足球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味地死守最终是要丢球的,只有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只有进攻才是获胜的惟一出路。你千万别以为我真的是在说大话,因为我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带高三也有11年的历史,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心路历程,当我终于把高考看透,放开了,高考的结果倒是出奇的好,于是我才有上面的这些看似轻巧的话。要潇洒还是可以潇洒的。
  我知道,程老师你是语文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你进行过大胆的语文教学探索,写过不少的教育教学论文,出过好几本语文教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改革的路还很长,现实的压力还很大,困难还很多。只要我们能像你那样拥有献身教育的理想和足够的理论素养,语文教育改革的步伐会更快,效果会更明显,语文教育就大有希望。
  理想和理论也是中学语文教师发展成长的主要因素,一线教师应该有理论素养,应该有理想主义激情在胸中激荡。没有理论,即使我们能够提出诸如“成功教育”“愉快教育”之类的口号,虽然在教育实践中不乏一定的功用,但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许多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显得十分苍白,流变为一种概念的炒作;没有理想,我们更行之不远,因为教育者不能没有“乌托邦”,如果我们被现实冲刷得一点浪漫情怀都没有了,那不光可悲,甚而有点可怜了。
  我还想说一点,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他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那就是时尚研究,其研究的取向是语文教育界流行的时髦的东西,是迎合教育界所谓的潮流。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解释领导的意志,综述合乎潮流的观点,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这其实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研究,很少看到从语文学习主体也就是语文教育的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语文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语文教育?他们怎么使用语文工具?促使他们学习语文的动因又是什么?教育是一种服务,语文教育当然也是一种服务,从我们的服务对象出发来研究,我们的各种语文教育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能否向大家揭示一些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语文状况的真知灼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由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的理论视野,这一点至关重要。
  研究的取向,研究的视角,说到底还是与批评者、研究者的素养有着极大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素养就会有什么样的批评成果、研究成果。
  最近我读了吴康宁《重塑中国教育研究者的精神》一文,颇受启发,他认为,研究者的“人格”“动机”“情意”等精神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理由显而易明:倘若研究者的人格不正,惟权势者马首是瞻、惟施利者意图而为,那就不会去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其实只是一些追风之作、捧场之作,出不了真品;倘若研究者的动机不纯,不是为了解释与解决教育问题去探究,而只是为了完成科研工作量、晋升职称等功利性目的去做课题、写论文,那就不会去寻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所谓的研究成果往往只是一些东拼西凑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出不了正品;倘若研究者的情意不切,对于改善研究对象、尤其是改善弱势群体与弱势个体的生存境况问题漠不关心,那就会去追求学术研究的深刻性,不会为揭示研究对象的真实生存境况而深入现场,作艰苦细致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乃至实验研究,所谓的研究成果多半只会是一些空话连篇之作、蜻蜓点水之作,出不了精品。……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技术或研究程序的选用或弃用,同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人格不正,致使其每每摒弃证伪的方法,将“研究结论”置放于“研究过程”之前;正是由于研究者的动机不纯,致使其屡屡漠视论著写作的学术规范,不交代同类研究现状,不注明所引用的他人研究成果;正是由于研究者的情意不切,致使其总是对需要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实地性研究方法敬而远之。一言以蔽之,正是研究者的精神低靡,导致了中国的诸多教育研究者日复一日地述说着“学术大话”“学术假话”“学术空话”,年复一年地生产着“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
  我们都不希望语文教育研究出“学术赝品”“学术次品”“学术废品”。这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还想说一些也许是多余的话。对语文教育研究的批评必然要涉及到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人,毫无疑义,我们完全可以套用一句非常冠冕堂皇的话来评述他们: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几无所用的废话,因为它已经失去任何刺激作用,扔进水里也是水波不兴。我无意和教授们过不去,我当然知道我们许多教授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比如王尚文,比如钱理群,以及一些与语文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教授们,他们把目光聚焦语文教育的现实问题,且承担起了培训教师、编写教材的现实工作。这些我都知道,然而我更知道,语文教育现状依然严峻,还不允许我们一味地高唱赞歌。基于此,请允许我对大学教授们、中学教师们说一些偏激的话,请将不如激将,不知此话还管用否。

谈谈校长的使命

校长使命


程红兵


  一、何谓校长使命
  使命:《现代汉语词典》:重大责任。《词海》重大任务。
  在历史的坐标上,明确当下的担当。
  按照教育家的精神,从教育家办学的高度。
  为国家的使命
  以天下为己任,以民族为己任,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培养创新型人才。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是为和谐社会;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为国家发展。
  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教育家更应承担起自身的时代使命。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探索就应该充分地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情怀,同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代表社会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的需要。
  为学生的使命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健康发展,为了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合格加特长,自立精神、共生意识、科学态度、人文情怀、领袖气质。
  为学校的使命
  
承上启下,传承优秀文化,培育先进文化
  悉尼大学校长盖文·布朗教授说:“大学的发展基础是很多浪漫的理想。” ,建平之梦:构建具有建平特色的,以开放、民主、和谐、进取为精神内核的现代学校文化。将建平中学建成教师、学生、社区、家长共同向往的精神乐园,真正实现建平人的美好愿景。
  建平人是憧憬未来的追梦之人。
  为教师的使命
  
努力提升教师的素养,以期达到这样的高度:开阔的视阈、独立的见识、宽广的胸怀、自由的心态。人不能识之,我则识之;人不敢言之,我则言之;人不肯为之,我则为之。这是一种优游的气度,一种自由的情怀,一种人文的理想,一种追梦的执着,一种美丽的教育乌托邦。
  我们要提升的既是教师个体素养,同时还有学校团队的整体素养,既团队精神和团队文化,在学校相对纯净的狭小范围里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一种共同的教育哲学思想,营造一种学校精神氛围、一种文化氛围。
  二、决定校长使命的是什么
  教育家校长的使命意识是由以下内容所决定的:
  教育梦——教育理想
  教育魂——价值取向
  教育情——神圣情怀
  教育味——文化味道
  充满于上述使命的是如上内容。
  校长应努力使自己具备教育家的素质,达到教育家的人格境界,才能建立起崇高的使命感。
  三、如何实现你校长的使命
  
个性化办学:
  为了学生
  基于学校
  面向社会

跨越世纪的辉煌 ——评《于漪文集》

跨越世纪的辉煌 ——评《于漪文集》


程红兵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于漪老师的语文课堂教学,在研究的过程中,越是钻研,越是感到其博大精深,越是由衷地叹服。我在《于漪语文课堂教学风格谱系》一文中说过:“一个语文教师穷其一生的探索实践?能够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已属不易?而一个语文教师在其语文教学生涯中能形成多种风格?且游刃有余、出神入化?更属难能可贵。于漪就是当代语文教坛中难得的一位兼具多种风格的语文教师。”这些话语反映了我的真实想法。2001年秋正逢于漪老师从教50周年,举行大型活动,会上山东教育出版社赶印出来的《于漪文集》非常及时地送到大会,于漪老师当时送了我一套,使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读到此书的读者之一。于老师在扉页上写着:“红兵同志:这是过去的脚印,充满了幼稚、不足与缺陷。审视,借鉴,跨越过去,创造辉煌。”抚摩着精美的书籍,看着这几句话,我读出了于漪老师对语文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对青年语文教师一代人的殷殷期待,怎不令人感动!
  于漪老师以其高尚的人格,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其深刻的思想,以其丰富的教学实践,以其从教50年的心血,写就了这样一部六卷本长达254万字的皇皇巨著——《于漪文集》。
  《于漪文集》反映了于漪老师对语文教育的理论思考,其中有关于国家教育法规的研究,关于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研究;有关于基础教育的宏观研究,关于语文学科的微观研究;有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研究,关于语文教学规律的研究;有关于语文教学的目的研究,关于语言思维训练的研究;有语文育人观的研究,语文教育文化背景的研究;有写作教学的理论研究,阅读教学的理论研究;有现代语文教育观念的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必须指出的是,于老师的理论研究不是引经据典的舶来品,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空洞教条,而是扎根于语文教学的现实土壤,其出发点在于语文教育的现实问题,在于她所感觉到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于老师理论研究的特色所在,是其研究的独特价值的体现。从理论研究的原本意义来考察,事实上所有的学科理论研究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学科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惟一的目的。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于老师的理论研究可谓是力矫时弊。事实就是如此,近20多年来,每当语文教学徘徊在一个层面上而不能超越的时候,每当语文教育研究争论不休的时候,常常总是于老师登高一呼,振臂一挥,一锤定音,这是许多人佩服于老师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漪老师之所以能够这样,这当然与她的人格魅力有关,当然与她的智慧有关,也当然与她对语文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有关,站得高,望得远,所谓居高临下,明察秋毫。
  《于漪文集》反映了于漪老师对语文教学实践规律的探究,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本文集既是写给专家看的,更是写给一线教师看的。文集既有如何教育孩子从小学会关心他人,也有讨论素质教育背景下如何进行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既有研究怎样进行德育和美育教育,也有探讨如何发展学生的智力;既有研究引导学生学会学习语文,也有探讨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感情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既有研究如何启发学生神思飞跃,也有探讨如何把握记忆的支撑点;既有讨论语文教学中的观察训练,也有探讨中小学语文教学如何衔接;既有研究如何为课堂教学创设师生交融的佳境,也有探讨如何精心安排教学节奏。文集内容非常丰富,特别是收录了于漪老师62篇课文的教案,5篇课文的教学实录,还收录了于老师作文讲评50例和作文教学18讲。这些极具现实意义的教学实例,对一线教师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为老师们提供了范本,提供了依据,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学研究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既缺乏哲学的理论高度,又不屑于做一些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导致两头落空,不少研究处于中间层面,泛泛而谈,不着边际。于老师的研究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榜样,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教学需要的,她都深入地进行研究,无论宏观的;还是中观的,或是微观的;不论是哪个层面的研究,她都有独到的见解,她都能做到切中肯綮。
  《于漪文集》反映了于漪老师50多年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思想轨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青年教师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成长的养料。文集中有许多是于老师的经验之谈,既有谈如何不断提高教师自己,也有讨论怎样做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既有畅谈奉献是教师的天职,也有纵论可贵是红烛精神;既有畅叙教书要讲究艺术,也有深谈教师要提高语言内在素质。读她的书,全然就像是在和她谈心,听她动情的叙述,听她讲过去的故事。每一次谈话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她对青年的关怀,对事业的忠诚。可以说于漪老师用一生写就了这部文集,这部文集同样写就了于漪老师一生的努力,一生的辉煌。